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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虹:我心中的那道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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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虹:我心中的那道伤痕

1966年6月以来,红卫兵开始用暴力手段清除四旧,进而对早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黑五类分子施加残忍的暴力迫害,致死致伤成千上万。(网络资料图片)

1966年6月初的北京,天空特别蓝,阳光特别灿烂,短暂的春风没吹几天就一步跨入了夏季。离放假不到一个月了,本应该进入总複习迎接期末考试,我们却越来越没心思学习。蓝天骄阳下,一种莫名的热度在不断升腾,躁动的校园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学校的大喇叭里不断播出一些中央通知和激动人心的宣讲,有的听不清,有的不理解,好像都是批判性的。记得还有我校初三的一位姓宫的同学的文章:《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直指当时的考试和教育制度,让我们听了既惊讶又佩服。我作为中学校园里最低年级的初一学生,没啥自主意识,上边有五届比我们大的学生呢,跟着他们行动就是了。

记不清是哪一天,大喇叭里突然响起“打倒陆平”、“打倒刘美德”的呼喊,陆平是谁我不清楚,而刘美德,她可是我们北大附中的副校长(正校长是由北京大学的领导兼任的)啊!既然她都要被打倒,老师们更不在话下了。不少班级开始了对老师的批斗,开始只是限于嘴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学生动手打人。最有趣的是,我们年级有个特有绘画天才的同学,画了张他们班主任的肖像贴在班级的门上,那叫一个像!吸引了不少同学围观,而挨批的老师反倒没人留意了。后来学校里越来越自由,没有了上下课的铃声,没有了考试分数的压力,没有了老师和辅导员的管束。在大喇叭的召唤下,我们这些住宿的学生便结伴走出校门,群情激昂地去相距不远的北大校园看大字报了。

8月,烈日高照,运动升温。无政府状态下的校园里,同学之间的关係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校学生“牛宫彭”率先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自创的革命造反歌也迅速唱响了全市的各个中学。一年来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同学们,迅速地按各自出身的不同结伴活动了。一天,班上那些革干、革军出身的同学被通知去天安门广场参加重要活动,我们这些没资格去的女生聚在学校宿舍里閑聊。大家对被排斥在活动之外都有些不服气,其中一个姓Z的女同学说:周总理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好多革命家的出身都不好,总理也是的。大家听了一致赞同,认为他们这种唯成分论的做法不对。

其实我们谁也没有想到,那一天有多幺的重要!那一天是8月18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参加人数达百万。这个大会,以后被称为“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各个中学的红卫兵代表,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还对红卫兵代表宋彬彬说:“要武嘛”。这一天不仅载入了史册,也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行动的开始。

那天之后,学校里的气氛变得愈来愈紧张,红色同学们忙忙碌碌,我们这些入了另册的学生呆在宿舍里无所事事,又不敢回家,怕受到“不革命”的指责。一天下午,几个同学来到宿舍通知我,马上到教室里去开会。开会?我有开会的资格了?但看看她们的脸色阴沉,又觉得不像。怀着几分忐忑,随着她们匆匆走下了宿舍楼,走到初中楼,走进了教室。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对,桌椅全被堆到了教室后边,教室中间留出了空地,当中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些同学三三两两靠墙而立。

这时有人走过来大声呵斥:“北虹!你为什幺攻击周总理?”我立刻想到前两天宿舍里的閑聊——其实周总理的出身是什幺我以前并不知道,那天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我不服气地说,不是我说的,再说也不是“攻击”,周总理的出身是不好。突然,有人不由分说抡起带铜扣的军用皮带就抽了我一下,还骂“反革命狗崽子”之类的话。性格倔强的我大声说: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凭什幺打人?他们说,打的就是你!狗崽子!又是一皮带抽了过来,打在我头上,血立刻顺着眼角流了下来,热乎乎的。接着他们又拿来一碗墨汁用刷子刷在我的脸上,然后叫我站到桌子上继续抽打和辱骂。有人把桌子踢翻了,我摔下来!他们命令我再站到椅子上……这时我脑子蒙了,不再争辩,但心里还是很不服气:我没有做错什幺呀?为什幺这样整我?

折腾了一阵子后,乘他们稍有鬆懈,我跳下椅子猛地推开围观的人冲出了教室,可能是那些打人的没想到我竟会如此的勇猛,要不就是初次打自己的同学,他们还有些胆怯和缺乏经验,一时来不及阻拦。我冲出了楼道,冲出初中楼大门。迎面走来几个同学,看到我的表情都是一脸的愕然,我想自己满脸墨黑夹杂着鲜血,一定吓到他们了。我一路飞奔,穿过小操场,跑到了高中楼。我下意识的直觉以为:那里有新成立的革委会,那里有红卫兵的领导,他们一定会制止这种乱打人的错误行为的!

跑进一楼,我一头冲进了女厕所,想先洗凈脸上的血迹和墨汁。这时后面传来一阵喧哗,我慌了,连忙躲进一个厕位并插上了门闩。接着一阵杂遝的脚步声涌进来。不一会儿,喧哗中有一个平和的声音:“那个同学你出来!我是彭××,有什幺话你出来说”。彭××?她在“八一八”那天上了天安门城楼!回来后担任了校革委会的主任!她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啊!我立刻打开门走了出来。张口正要告状,不料她抬起手就打了我两个耳光!口中还狠狠地骂着“狗崽子”!我当时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捂着脸喊:彭××,你受过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你怎幺能带头打人?不知是因为当着那幺多围观的人不好继续发作,还是想到了自己的校领导身份,她没有再打了。让我先去水池洗脸,然后叫几个人把我押到了高中部楼上,他们打开一间黑乎乎的屋子,把我推了进去。

等我眼睛适应了屋内的光线之后,才发现黑屋里面已经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高年级同学在地上半躺半坐着,他们衣衫不整,头髮凌乱,神情黯淡,想来也和我的遭遇一样。我没有流眼泪,也没有说一句话,默默地蹲在了墙边。记不清当时屋里究竟关了几个人,过了很久才得知,其中有个高三的男生叫朱彤,他是有名的大右派葛佩琦的儿子,虽然他妈妈和葛佩琦离了婚,他也随了母亲改姓朱,但是仍然摆脱不了“狗崽子”的身份。由此推断,这次打人是全校有组织的镇压“狗崽子”的行动,也是“八一八”后红卫兵的初试牛刀。从那以后,开了杀戒的红卫兵挥动起皮带来就不再像这天这幺“仁慈”了,所到之处必是一片血光之灾。

后来我被放出了黑屋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楼。可是我已经不能住进原来6人一室的房间了,我的被褥被扔到了楼梯口玻璃门外不足两平米的阳台上,我在阳台上度过了几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子全淋湿了。这时的我,再也没有起初的不服和抗争了。我终于明白了,因为我爸爸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我就得背负“狗崽子”的罪名,承受辱骂和皮带的抽打,这就是我的原罪!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50年前在教室里用皮带抽打我的是谁,不记得那些围观、斥责、辱骂我的都有谁,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被褥扔到了阳台上……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我曾经的同班同学,他们是否还记得这些事情?他们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是否会有一丝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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